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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佣书养母”到“名士牙行”——袁骏《霜哺篇》与清初文学生态

【所属类目 : 论文选粹】 【文章作者 : 杜桂萍】 【阅读次数 : 3623】 【发布时间 : 2011-11-23 12:24:05】 【关闭窗口】 【打印此文

 

  《霜哺篇》是一部由明末清初苏州袁骏设计、征集的诗文书画总集,前后历时五十余年,汇集约六千人之序跋题咏。由青少年的“佣书以养母”至中老年的“名士牙行”,袁骏身份之转换与《霜哺篇》生成过程密切相关。“孝”的人格表征是这种身份转型的重要介质,各层文士的题咏绘画亦包含着确立自我的内在诉求。研究《霜哺篇》的历史流程及征集者袁骏独特的文化身份,既能够揭示一位下层文士如何借助绝佳的选题跻身于当代名流的生动历程,亦为揭秘清初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文学生态提供一个内涵丰富的个案。

关键词袁骏;《霜哺篇》;名士牙行;文学生态

 

检视明末清初的文坛生态,如果跳出传统的文学标准、创作尺度和文体规限,一个具有特殊身份的小人物似可引起适当关注。其名袁骏(1612--1684),字重其,江南长洲人,一位没有任何功名的平民文士,却人脉颇著,俨然“声气领袖”1,与当时文坛的许多重要人物相交甚密;至今未见有任何独立之诗文书画作品流传于世,却因编辑了《霜哺篇》——一部数千名文人学士共同参与的大型主题式创作,创造了一份具有特殊文学史、文化史价值和意义的文本载体,名因之扬于当世,事足以令后人探寻。袁骏究为何许人?他又为什么孜孜不倦半个世纪用心于有关序跋题咏书画的征求?《霜哺篇》形态怎样?其征集和创作过程中包含了怎样的文化密码?凡此,无疑是值得探讨的。

 

一、《霜哺篇》文本生成的初步分析

 

《霜哺篇》(或谓《霜哺编》)实际上是由明末清初时期苏州文士袁骏设计、征集的诗文、书画作品集成。袁骏三岁丧父,母亲吴氏“抱遗腹之子,抚三岁之孤,手口卒瘏以长成之,又教之读书识字,通于士大夫之交”2;少年时,其佣书以养母,又“悯其母之苦节不获闻于当宁,遍乞海内贤士大夫之言以表异之3,《霜哺篇》由是而生成4。《霜哺篇》之征求持续五十余年,汇集了六千多人的创作,含纳的文体形式也非常丰富。早在顺治六年(1649冬,归庄已有如是之印象:“诗文不下千首,传、序、跋、赋、颂、乐府、歌行、古、律诗、绝句诸体悉备。”5不仅如此。从残存的三卷纸轴书影以及散落于当时文士别集、总集中的部分作品看,《霜哺篇》不仅仅是一部专题性诗文总集,还包括了属于艺术范围的绘画和题字当时著名画家王翚、王鉴、恽寿平、吴历、曹有光等都曾应袁骏之请,创作过节烈的《霜哺图》。王翚康熙四年(1665)以袁母八十寿辰为主题的《霜哺图卷》,以萧瑟清旷的枯林寒鸟衬托具有冰雪节操的柱杖老妇,用笔苍劲俊爽,乃其早期画作的代表性作品。书法元素也是《霜哺篇》文化影响的有力构成。如方夏所题“一卷冰雪文”、彭行先所题“炜管扬烈”等,或遒劲有力,或朴茂端方,各具神采;现存120余位当时名人文士的题咏题跋手迹与印鉴款识集合成了一部书法篆刻大典,其能够在2007年春季嘉德拍卖会上以远远高出估价的78.4万元成交,也主要是这种文化价值的当代体现。也就是说,袁骏五十余年征求之诗文题词绘画等,以晚明陈继儒题写《霜哺篇》为起点,逐渐衍生出《霜哺图》绘画、题字和题咏等,并包含了侍母弄孙图》题咏、《负母看花图》题咏和杂题(如寿诞、送行等)三个系列,以丰富多样的文体形态和内容构成了一个相对自足的整体。这表明,围绕着表扬母节、彰显子孝之主题,袁骏有过精心的设计,并进行了多向度的拓展。

《霜哺篇》的征集从袁骏少年时代即已开始。何洯诗云“总角担蹻走天下,遍征文字寿慈亲”6,并非虚辞。黄瑚在康熙八年(1669)曾明确指出:“袁子年十四而为母乞言,今垂四十年矣,犹故也。”7其最初之缘起,当来自陈继儒的知遇:“骏十四,佣书四方,陈征君继儒见而器之,又知孺人苦节,作诗以纪孺人,名曰《霜哺篇》。而管典籍席之、董尚书其昌、钱尚书谦益、陈尚书必谦、瞿留守式耜、吴学士伟业及诸缙绅魁宿士,无不与骏纳交者,《霜哺篇》之诗歌叙记几遍天下。”8也就是说,晚明山人陈继儒首题“霜哺”之名,时间似在袁骏十四岁即天启五年(1625)之际;此后,袁骏又借此张目,以当世名人为对象,就相同题目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征求,逐渐形成了《霜哺篇》今日之形态从已知作品的时间标示看,晚明陈仁锡《赠袁重其》当是现存最早之作;该四言诗写于袁骏“弱冠形癯”之时9,约在崇祯四年(1631)。此际他不过二十岁,有目的的征集活动正在逐渐展开。随着索获篇什的日益增多,“分装成卷”的工作也在有计划地进行:重其袁子乞得《霜哺篇》累累,辄有社友金孝章先为装成一卷。余以此襃辑,每卷前各有孝章小引。10王晫后来总结其“岁葺一卷装褫之,积五十余轴”11,即是有关这一行为的判断。浩繁卷帙的装裱之资亦来自各方人士的资助,如顺治十二年(1655),年方二十五岁的丘象随过访吴门,对“袁氏节孝尤诵服不去口,为装兹卷。既归,复寄刻资”12为便于流播,“授梓无力”的袁骏还早早开始了“总目”的编辑,“计必有展卷留连,冀遍阅卷中诗文而不惜为任剞劂资者”13只是,尽管题写时慷慨激昂、誉美之辞宏富,友人金俊明、衲米等亦尽事于力,为目录之刊行游说呼吁,丘象随一样的仗义豪举之士毕竟如凤毛麟角。另一种可能性推断是,因“总目”始终处于屡收屡编的过程之中,尽管可能出于随身携带展示的便利,袁骏试图尽早刊刻,但并未真正落实;而以“刻资”名义收到的捐款更多时成了他侍母养家的经济来源之一,“授梓”之说最终流于一种口实

最初的征求主要是针对名人的,只有他们才具有话语权,达成表彰母节子孝的效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普通文人也加入到题写活动中。陈瑚曾言“重其陈乞诗文至六千人有奇”14,可见题咏队伍之庞大。从现存《霜哺篇》残卷的序跋题赠名录及可以知见姓名的第二十七卷、第三十八卷题咏分析,在大量保存着此类创作的清人诗文集传世刊本之外,应有更大量的、以数千计的名不见经传者参与了创作。他们或属地域性知名者,或为初出茅庐的非名人;主要集中于江浙地区,苏南一带人最多,或寄居、途经此地者。因尚被阻隔于仕途之外,他们往往不甘于碌碌无为与默默无闻,更热衷于在某一文学载体中留下自己的生命痕迹。故地域的独特性及目的的一致性,应是他们与袁骏交往的基本前提,而其所禀之“孝”的人格表征则是媒质和粘合剂。如果说袁骏请他们题写是出于表彰慈母、张扬自我的内在诉求,这些人之于袁骏而言,应该还有来自于包含确证自我在内的留名心理。如陆韬表示:“重其表兄……贫如北阮,佣书供母,人争贤之。群致长歌,光生签轴。余览而自伤,鲜民不辞下里,觍然续貂。”15借助《霜哺篇》的题写,许多名不见经传者因之留名,所谓“求旧不期来有道,征诗深愧到无名”16,袁骏则因之构建了一个江南地区各层次人士的交往网络。

《霜哺篇》的征求活动几乎伴随了袁骏一生,且因其声气渐盛而日益频繁。不仅衍生了《负母看花图》、《侍母弄孙图》等系列,有关袁骏的送别诗、祝寿之作也贯注着相类的主题。尤其是,在袁母七十、八十寿辰时形成了两个高峰。顺治十年(1653)左右,也就是袁母七十岁前后,征集活动进入第一个高峰:“名流千里至,佳咏一时新。”17以能够知见内容的第二十七卷而言,多是为其母七十岁寿诞而作,“序赞图咏,凡四十有六人”18;散见于时人诗文集中的作品还有更多。康熙二年(1663)前后,伴随着袁母八十寿诞的来临,征集活动形成又一高峰。此际,依旧“征歌与捧觥,无一非佳士”19吴伟业宋琬、王士禄、彭孙遹、程康庄等皆有同一主题之诗词完成,书画文创作亦不胜枚举,真可谓名作迭出,形式缤纷。约在康熙五年(1666)许,吴绮如此总括自己的观阅感受:“名流作传,用劝其家;巨老称诗,以风斯世。积之五十余载,无非雨夜霜晨;遂有百亿万言,不减龙文麟篆。”20随着各种征求名目的巧翻妙设,《霜哺篇》吸附人数之多、篇目增加速度之快,竟达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故黄瑚推测:“袁子殆将终身焉。”21实际上,袁骏果然将这一行为延续到了生命的最后即便母亲康熙十年(1671)去世,也没有停止:“其母已云亡,问之泪横祭。请读《霜哺篇》,装轴到五十。”22康熙十一年(1672),尤侗作有《题袁重其负母看花图》,此时袁骏六十一岁;康熙十四年(1675),孙治《题吴门袁重其负母看花图二首》完成,此时袁骏六十四岁;康熙十七年(1678),孙枝蔚《题袁重其午日负母看花图》问世,此时袁骏六十七岁;康熙二十二年(1683),恽寿平挥毫画成《霜哺图》,此时袁骏七十二岁……,这也是目前推断他大致卒年的唯一直接证据。

至于征求的方式及特点,似可归纳为如下几字。首先是“乞”。在时人的言语中,反复提及袁骏征求作品时的“乞”,即向对方索、讨、要、求。黄瑚云:“袁母少寡而节,袁子乞四方人士之诗文以传之……。”23王晫说:“骏日走四方,乞当世贤士大夫诗文以颂母……”24不仅有一乞,还有再乞,如黄永题序曰:“袁子索《霜哺篇》屡矣,鹿鹿未有以应。偶拈二十八字塞责而已。”25吴克孝诗题《客冬见杨冰翁老年台寿袁节母诗,曾步韵附寄矣,兹重其词兄复走笔见索,因再进二章并为政之》26,婉拒不果,只能勉为其难尤其令人震撼的是“乞”的方式:“遇天下之名公巨人,必俯首长跽,乞文章诗歌,以表扬其母……彷徨奔走,风雨不辍”27;“叩首乞言,不远千里,以故得赠言如此之多也”28。所谓的“俯首长跽……彷徨奔走”、“叩首乞言,不远千里”,揭示了其行为有别于一般的文人征和活动,其中包含了对“孝”的持久强调,及身份地位之卑微而不得不如此的酸辛无奈。然随着袁骏名声在外,乞求的对象与内涵均发生了变化。很有一些名人乐于借助《霜哺篇》表达自我,积聚人气;更有一些非名人积极参与其中,品味一种准名人的自我弘扬,题写者的诗题即可昭示这一点,蒋演生《重其道兄枉顾草堂,示我<霜哺篇>君子寿言,不胜古人之慕。于其归也,漫成小律送之,兼为节母太夫人祝》,等等。

其次是“诚”。此乃“乞”的态度,颇助于增强被乞者自我认知的满足感与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令时人惊奇的是,袁骏以一介布衣的低微身份,始终能保有冰雪不易的意志和持之以恒的信念:“恨贫贱不能早致旌典,而求表章于当世之文人学士,辛勤匍匐,不遗余力。”29在诸如此类的话语中,袁骏之毅力、追求,以及投入的热情和付出的艰辛意溢言表,极易获得认可。如陆世廉:“重其偕薛子伟楚过予,出是编相质。语次,泣数下,予怪问所以。薛子曰:重其以不获表章其母,恒恻恻有余恨。”30洯:“骏尝戚戚自伤贫贱,力不能请一旌是憾,匍匐求之四方,人如此之众,为诗与文如此之多。”31显然,奉人以匍匐之诚、自伤贫贱之泪水是非常有效的,许多文人因之而给予理解钦敬,交叹其 “孝”。如钱谦益《识字行题吴门袁节母册子:“母能识‘节’字,儿能识‘孝’字。人生识字只两个,何用三仓四部盈箱笥。32施闰章《袁重其负母看花图》:“负米辛勤泪满襟,娱亲孺慕老尤深。只今五月花开日,犹见三春寸草心。”33这种持久一贯的核心评价其实从另一维度昭示了袁骏精于世态的取胜法宝。

再次是“久”:“古无有人子终其身惟日乞名言传其亲者,有之,自姑苏袁孝子骏始。”34自少年时期开始征求,逐渐卷帙浩繁,编刻成册,其漫漫过程昭昭可寻。如顺治六年(1649),归庄《袁重其字序》引述袁骏之语:“如此卷者,已得二十有二”;顺治十三年(1656),金孝章为汇编成辑的第二十七卷作序;康熙八年(1669),黄瑚《霜哺篇序》指出“凡得三十八卷”;康熙十年(1671),张英《霜哺歌为袁重其赋提及“箧中赠言四十卷”……。其最终长度约为五十卷:“《霜哺篇》五十轴,盖笔胜识亦胜也”35、“至今六十年……其母已云亡……装轴至五十,文献尽在兹”36,时间跨度则长达六十年。以至有人在接受过程中体验了人世沧桑、生命脆弱的幻灭感伤:“卷中姓名升坠萍梗,年来麟图马鬣,白社碧燐,已不胜人天幻住之感。”37而袁骏之所以能获赠如此丰硕,用时人的话就是:“能致多如是,恒之至也。”38 “恒”首先来自表彰母亲之“志”,终极目的则指向“谋不朽”:“骏念母苦节育二孤,四十年中走四方乞言,岁类成一卷,谋不朽。”39及至后来,题写本身形成了一个以“名”为轴心的内在节点,其超常磁力吸引了大量文人的目光,盛名之下,众贤毕集:“士大夫之称袁生者日益多,为袁生赋‘霜哺亦日益盛。”40袁骏本人与《霜哺篇》形成互文,建构为一个自为系统的文化载体。

最后是“走”。袁骏身居吴地,但他不吝于四处奔走,所谓“叩首乞言,不远千里,以故得赠言如此之多也”41。这种具有游走性质的征求行为包含着很强的对象性,即面见名人以及尽可能多的可能成为名人的人,也彰显着袁骏十分清醒的传播意识。他不辞辛苦,往往随身携带着众多手卷,有机会即展示旧题以求新咏。如归庄云其“访予于虞山,出卷轴请赠言……所示卷序一首,诗三十余首”,赵开雍诗题曰:“癸巳初夏,客游西泠,晤重其社兄。因出其尊堂老孺人《霜哺图》,诸名公吟咏盈轴,并乞不佞数言,不揣鄙俚,敬赋小诗一章,以续君子之后。”42检视众多题咏可见,袁骏到过很多地方:南京、镇江、扬州、嘉兴、杭州……,且不说路途之艰辛,仅打探信息、谋取见面、诉说因果等,即当耗尽心力,中多曲折。当然也有借助邮筒者,陈瑚感叹“有国共牵庾信恨”之际,唯有袁骏“年年双鲤乞诗忙”43,尽管可见春秋笔法,却证实相当一部分题词是通过邮寄方式获得的。后来刘谦吉《吴门题袁重其霜哺篇》诗云:“海内走珠玑,赠答如不克。至今六十年,缥缃纷南北。”在强调时间漫长的同时,也肯定空间之广袤。可见立足于苏州地区,袁骏有意促成征求行为的全国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

应当说,《霜哺篇》文本之生成及传世状貌的特殊性,都是非常罕见的。袁骏积六十年之功征集而成的这一鸿篇巨制,是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的一个“另类”(嘉德拍卖公司07年春拍会的拍品介绍,亦以“怪罕”归纳其特点)。而同样可以视为“另类”的,还有其设计、征集者袁骏,这位在《吴郡名贤图传赞》中留下画像的孝子,以和善、穷窘、睿智的目光正视着前方,很容易让人对他的高调征集活动和低调历史属性浮想联翩。他究竟是怎样一种人,在清初的文化生态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同样值得探究。

 

二、“名士牙行”与袁骏身份探微

 

根据钱谦益、归庄等的介绍,袁骏少小孤苦,主要生活方式是“佣书以养母44所谓佣书,指受雇为人抄书,亦泛指为人司笔札之役。晚明陈仁锡诗云:“孝哉袁子,弱冠形癯。室既如罄,瓮亦无储。以砚作田,以管作锄。朝种暮割,一米一珠。背负手炊,时慰倚闾。岁宴相过,雪满吾庐。岂惜呵冻,喜为尔书。”45可见,尽管“以砚作田,以管作锄”,青少年时期的袁氏一家依然“室既如罄,瓮亦无储”,生活相当艰苦。长期佣书于大户之家的人生经历,一定会使袁骏耳闻目睹甚至亲身经历了种种名人与名人、准名人、非名人之间的文学、文化乃至经济交往,启迪其对于人生道路的思考与选择。所以,一旦获得“贤达多歌吟”46的社会效果,对于一个有志于显亲扬名的孝子而言,绝不会仅仅满足于一种缺乏保障的赡养方式,谋求一个或多个更好的治生途径应是题中应有之义。可惜历史遗存的有关信息还无法清晰地落实这一判断。如果没有王士禛一段颇见微词的记载,后人或许只能局限于佣书养母之于他孝顺行善艰难行为的伦理评价,最多联想到有意识的征求活动得自于一种职业的便利,而忽略征集本身所负载的社会学信息以及身份转换带来的特殊意义。

王士禛这段颇见居高临下之意的微词不仅揭示了袁骏成年后赖以谋生的真正方式,且激活了许多与之相关的文本叙述:

《老学庵笔记》,嘉兴闻人滋自云作门客牙、充书籍行。近日新安孙布衣,字无言,居广陵,贫而好客,四方名士至者,必徒步访之。尝告予欲渡江往海盐,询以有底急,则云欲访彭十羡门,索其新词,与予洎邹程村作,合刻为三家耳。陈其年维崧赠以诗曰:“秦七黄九自佳耳47,此事何与卿饥寒。”指此也。人戏目之为“名士牙行”。吴门袁骏字重其,亦有此名,康熙乙巳曾渡江访予于广陵。48

文中所及之孙默(1613-1678),字无言,又字桴庵,号黄岳山人,江南休宁籍。其流寓扬州二十多年,主要以抄写和编辑的方式充当着所谓“名士牙行”的角色,并以此谋生。牙行,或曰牙人,旧时为买卖双方说合交易而从中收取佣金者;而“名士牙行”,当包含着热衷于名士与名士、名士与非名士之间的交接联络,并从中获取利益的内涵。重温陆游《老学庵笔记》,或可对“名士牙行”的基本特征有所理解

嘉兴人闻人茂德,名滋,老儒也。喜留客食,然不过蔬豆而已。郡人求馆客者,多就谋之。又多蓄书,喜借人。自言作门客牙,充书籍行,开豆腐羹店。49

依此,所谓的“名士牙行”似可撷出以下几点:穷窘而豪爽、乐与人交往、消息灵通、好为人谋等。时人笔下的孙默即具有这些特征,他“贫而好客50,“谈笑封侯,纵横游说,贱彼仪秦舌”51,优游于文人圈中,充当沟通联络、出谋划策一类的角色,其在江南地区的显赫声名似乎也由此而得。康熙二年(1663),孙枝蔚有如此评价:“最忆吾宗野鹤姿,逢迎处处足相知。只今名士牙行少,能似嘉兴儒者谁。”并特意说明“名士牙行”之语出自孙默好友王士禄(士禛兄):“王西樵考功尝戏谓无言有嘉兴老儒之风。”52可见,扬州推官王士禛的结论也不过是周边亲朋话语的一种总结

与孙默同时被王士禛认定为“名士牙行”的袁骏,彼时一定已经名声在外,否则不会仅一面之雅就会得到如此深刻的印象。仔细搜检,在清初文人别集中,确实留存了不少关于袁骏穿针引线的记载。如:

顺治十年(1653)之后,朱鹤龄为吴江张奕于假我堂雅集文士撰文:“乃命袁重其招邀同好,燕斯堂。”(《假我堂文燕记》)钱谦益同时为之题诗,序云“拈韵征诗者袁骏重其”(《冬夜假我堂文宴诗》) 53

顺治十七年1660)正月杨廷鉴应苏州诸公邀舟次吴门,袁骏延请杨廷鉴、薛窠、葛芝等著名遗民翚(石谷)画册题诗。——《王石谷年谱》

钱谦益为施有一新诗作序:方吾家酒熟时,吴门袁重其持施有一新诗来请序。传杯读之,清词丽句,盎溢牙齿间……。重其当趣举斯言,以告于读有一之诗者。”——《小山堂诗引》

钱谦益为昆山徐开任诗集作序:“新秋病足,适袁子重其来自鹿城,得徐子季重诗。”——《徐季重诗稿叙》

钱谦益为无锡高世泰作文:“吴门袁生重其来告我曰:锡山高太君李氏,仪法茂着,精修净土,无疾考终。其子学宪汇旃,哀恸毁瘠,念无以报母恩,长跪柩前,诵《妙法莲华经》,两膝着地,声泪迸咽……余既叙高子之孝感,并为袁生告焉。”——《锡山高氏白华孝感颂并序》

吴伟业康熙三年(1654)为山西程康庄写序:“昆仑之于文,含咀菁华,讲求体要,雅自命为作者,其从吾郡袁重其邮书于余也。”——《程昆仑文集序》

朱用纯云戴笠康熙十年(1671)首次来访,“杓石程子、重其袁子为之导”;“明年癸丑,程子、袁子又以先生六十告予”,请之写序。——《戴耘野先生六十寿序》

陈瑚为无锡张夏(高世泰弟子)撰序:“春,予卧疴湖上,重其君手一编,不远百里,轻舠襥被款予扉,而属序焉。”——《张秋绍宫辞序》

董以宁云:“苏州袁处士骏,以吴江顾有孝、赵澐等百二十四人之征启,来为沈烈女请铭。”——《吴江沈烈女墓志铭》

以上诸条,撰文者多为清初苏州或临郡的著名文人,求文者多为声名不显的下层文士,牵线搭桥者则都涉及到了“袁重其”即袁骏,可见其“名姓满天涯”54之不虚。尤其是,这些看似不经意的记载,透视出文人交往过程中经常被忽略的一个环节:有一些特殊的人充当着中介的角色,发挥了诸如今天所谓文化经济人的作用,并最终达成了交往双方的某种名利性诉求;其为名人所认可,亦为非名人所需求,即王士禛所谓“名士牙行”之属。

作为一种具有潜隐性的准职业,“名士牙行”生成于名士与非名士的一些特殊需要,并在某种交往关系中完成。如何判定“名士牙行”的交换行为和商业属性?从一些书牍中往来中,或可捕捉到相关信息。如曹煜《绣虎轩尺牍》保存有给袁骏的十一通尺牍,记录了他们在康熙十三年到二十年之间(1674-1681)的交往。其中涉及的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曹煜请袁氏赴宴,有四次之多,另有三封信谈及馈赠其舟资、脯肉、西瓜等;二是袁氏邀曹煜参与和诗,并为其抄写、传递或代买册页。可以看出,其担负的主要是中间人的职责,并因之得到收益。如就“和种菜诗”、“和管节妇诗”之题征诗,因袁骏的牵线搭桥,曹煜成为这一群体性唱和中的一员,亦为唱和活动发起者完成了任务。再如为曹煜诗歌进入曾灿所编《过日集》提供绍介,有《过日集》凡例可资证明:“搜辑之功,则顾茂伦、徐松之、程杓石、袁重其也。”钱肃润编辑《文瀫初编》收有曹煜之文,袁骏还同时担负了互通消息、传递赞助银钱等使命。康熙二十年(1681)曹煜专门就此致信钱肃润:“弟三春踯躅,举室萧骚,重老或知之。所订未能全纳,以半烦重老手致,幸勿嗤贫鬼邀客,却搬不出也。”55而他回馈于袁骏的,则不仅有物质上的赠予、请饭,还有银钱,信函中“芹仪勿鄙”之类谦辞即可为证。尤侗《长歌赠吴孟举》诗中提及吴之振对袁骏的照应:“汝南高士亦可怜袁重其,坐守妻儿愁墨突。一朝东游载米还,喜发笥书自雕刻。”56实际上也点示了他作为“名士牙行”的谋生过程乃至细节。

明末以来,征诗唱和、编选当代诗文选集成为时尚,某种意义上,这是文人确证自我的一种方式。作为全国著名的经济文化和出版中心,清初的苏州、扬州等地人文荟萃,名流云集,各种诗文总集和别集的编纂、刊刻和传播异常频繁。从谢正光《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提供的有关文献推断,其中的许多编选者,或多或少都会与“名士牙行”发生一些关系。如顾有孝辑《骊珠集》凡例云:“余息影菰芦,交游实寡,而广为搜集名集者,金子耿庵、张子虞山、彭子骏孙、钱子礎日、计子甫草、袁子重其、喻子非指、家修远兄也。功不可泯,因亦附识。”甚至其本身就具有“名士牙行”的一些特征,如邓汉仪、钱肃润、张潮、王晫等。然对那些本身不名一文的贫士也徜徉其中,往往难以理解。如果引入“名士牙行”这一视角,即会豁然开朗:征集、编选之举不仅可以达成“名”的愿景,还可以博得“利”的收益,进而混迹于“名人高士”群体中,或者成为其中一员,这是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从事诗歌总集编选的真正动因。袁骏、孙默无疑是其中的典型个案。孙默不厌其烦地征求名家词集,甚至“舟车裹粮糗,不惮冒犯霜露,跋渉山川以求之”57除了冀望与名人高士接近、交接,核心目的之一当是来自于生存考虑的经济需求。袁骏也是如此。其曾经编诗、征诗,归庄《吴门唱和诗序》云:“今春,四方名彦,偶集吴门,吾友君子晋、君茂伦、君重其迭邀诗侣,旬月中再会,人拈一韵,得近体若干首。重其出以相示,且索序。”58曹煜的书牍以及金堡《袁重其索为钮南六赠云南六欲刻予吴门诗》、钱谦益《归自吴门,重其复来征诗,小至日止宿寒舎,剧谭论文,喜而有赠》等诗题也透露了类似的信息。

作为“名士牙行”,因其以特殊的中介方式周旋于名人与非名人之间,同时投合他们之于名利的潜在欲求,总是受到特殊的礼遇,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打秋风”。对于非名人或者许多下层文人而言,往往以自己的作品被收入当代总集而自荣,如曹煜致钱肃润书信云:“接手示,知尊选已竣,海内文章尽属品题,千秋事业,于斯焕烁,真快事也。俚篇又蒙续刻其二,谢谢。”59即便那些已经成为当代翘楚的名人,也不会嫌弃此类机会过多。因为入选篇目的多少和出现频率的多寡,均具有文坛地位高下的象征意义,亦关联着生存际遇之荣辱、顺逆。故袁骏一类人始终受到欢迎,甚至对其怀有鄙薄之意的王士禛,仍不吝赠诗:“袁生袁生,生不愿作万户侯,结交四海皆英流。子为名士母贤母,此事足以光千秋。”60表达对其行止和品行的由衷赞美。而对孙默,或者因其与胞兄王士禄友情深厚的原因,这位讥其为“名士牙行”的文坛领袖竟然留下一段感慨万端的话语:“无言遂已长夜,海内风雅大寂寞矣。读此掩卷久之,兼复痛我西樵也。”61一个名士牙行类的小人物,被冠以影响“海内风雅”之巨大作用,这从一个特殊维度反映了“名士牙行”之于清初文化生活的巨大影响。

或许与文化市场的发达与竞争程度相关,相较于南宋的闻人滋,清初的“名士牙行”开始有了比较明确的职业意识;他们对于构筑广泛人脉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像袁骏这样出身平民的无名小卒,如何跻身文坛成为关联各方的文化“牙人”,缺乏独特的载体或工具似乎难成正果。好在他与孙默各自找到了合适自身的题目,“借题发挥”、“借水行舟”便是其在众多同行中脱颖而出的制胜法宝。这或许也是王士禛将孙、袁二人相提并论的直接原因。当其时,他一定是联想到了二人都曾反复就同一话题四处恳请、且已在一定范围内形成广泛影响的征求行为。的确,在清初许多文人如施闰章、归庄、魏禧、曹尔堪、吴绮、王士禄等的别集中,往往会先后出现题送孙无言归黄山和题赠袁骏母节子孝的文字。魏禧曾明确揭示这一现象:“《霜哺篇》题于松江陈仲醇,踵之者数十年不绝,而孙无言征归黄山诗文亦与相等。凡天下名人文集,无不有是二题者。近代赠送之文,于斯为盛矣。”62可见,与袁骏征求《霜哺篇》题词一样,孙默征集的“归黄山”之题也构成了当时江南文坛上的一道别样风景。如是,怎能不让人浮想联翩,细究此类活动含蕴的世俗意义?

休宁人孙默客居扬州期间,不断以归隐黄山为由,遍请当时文人士夫题咏,“诗歌之属凡千,文若序凡百数十”,结果“十年而未行”63,最终客死异乡。这些以千百计的作品,制造出清初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话题——归黄山,也引发了关于孙默征求行为的个别讨论和广泛怀疑。宋琬诗曰:“四海交游各有赠,倾箱倒笈何其多。作者存亡半寥落,黄山客子仍蹉跎。64对孙默这种有意为之的征集行为颇多讥嘲。袁骏“遍乞海内贤士大夫之言65表彰母节,也给时人类似的印象:“箧中赠言四十卷,作歌之人半往古。只今寿母寿且康,白华新句年年补。”66尤其是,袁母八十七岁去世后,他依旧乐此不疲,至于所乞诗文“煌煌乎盈门塞屋”67,时间之长和规模之大,都远远超过了孙默。凡此,仅仅是为母节张目,似乎难尽其解,而以“借题发挥”、“借水行舟”的“名士牙行”之举释之,则在在成理。

“名士牙行”袁骏的成功借助了《霜哺篇》的征集,其在清初渐渐跻身于名人高士的行列,成了许多宴会雅集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在许多著名文人的文集中,都可以发现他忙碌的身影,如徐釚《暂归吴门,先生招同施愚山大参、丁飞涛仪部、尤展成司李暨萧山毛大可、会稽张南士、平湖郭皋旭、同郡袁重其雅集读书堂分赋》、尤侗《小重阳日射陵、屿雪、重其重集寒斋话旧,和射陵韵》。最典型的是康熙七年(1668)周亮工在南京邀集的一次文人聚会,可谓“词人高士,无不毕集,数十年来未有之胜事也”。袁骏不仅参与其中,还担纲着重要角色,在周亮工弟子黄虞稷的即兴“长歌”中,率先提及的就是他:“霜哺袁叟老为客,高筵盛会时经过。自言此会良不易,举觞属笔烦阴何。68尽管作者也涉及了“霜哺”孝行的人格标志,但“老为客”的点示、“时经过”的皲染、“烦阴何”的强调,均指向一种交往之冗与奔忙之劳,与其“名士牙行”的身份属性暗相契合。

“名士牙行”所担当的基本上是今之文化经纪人的功能与作用。然而,由于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至少这是原因之一),不可能使那么多从业人员都生活得非常滋润(即便今日也难以达到),这种生涯给袁骏带来的经济效益,除了足以养家糊口外,似乎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什么。其社会地位依旧低微,一旦失去工作能力或曰使用价值,即遽然逸出人们的视野,以致至今未见其去世后的墓志铭文,与他相交甚繁者的文集中亦找不到涉及其疾病、死亡的只言片语。他生前留在人们视野中的形象也总是寒窘的,至少中年时期如此:“见君不觉卅年余,两鬓萧骚赋索居”69“交游虽广贫何救,尘世真难巧自全”70,均是明证。所以,尽管袁骏曾扮演了彼时名人交往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并一度成为活跃于清初江南地区的所谓“文人高士”,但作为一位没有功名的平民百姓,终究不过是许多人生命中的匆匆过客。如果不是轰轰烈烈的征集行为,历史很难记住他,其“名士牙行”的真实身份也无法真正还原。是《霜哺篇》文本的现实状态触发了审视其存在的机关,并为探究那些历史深处的生动节点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维度。

 

三、《霜哺篇》主题及相关思考

 

《霜哺篇》系列之主题,主要是表彰母节子孝、母慈子善。“霜”乃喻指母节之高尚纯洁,“哺”则是以乌鸦反哺的伦理认知比附子孝,所谓“往见名篇中,常有霜哺刻。母节齿既芬,子孝膂惟力”71也。以母亲作为话题,对于那些自小学业多得母教、心怀感恩之心的古代文人,很容易被接受;即便对于父母双全、正常成长的大多数人而言,也算是一个堂皇正大的理由。尤其是,比年以来官亰师,窃见士大夫之显其亲者,必博征诗歌以颂述所生之美,彤管之书,岁无虚日……何内徳之茂也夫”72。在当时,以母德为题展开乞诗求文活动,是繁复的征引唱和中比较时髦的一种,很容易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可。而“孝”作为一个具有开阔空间的宽泛性题目,被征求者可以从任何角度切入主题、尽情言说,拓展了《霜哺篇》的内容含量,回避了可能出现的单一主题。

“借题发挥”是普遍存在的话语方式。有抒发个人身世之感者,曾王孙:“嗟予少失怙,母氏茹辛苦。侧夫人义,感泣沾衣襟。”73由袁骏事迹联想到自己未能尽力回报母亲,惭愧不已。有联系明末动乱者,如黄淳耀:“嗟予不逢兮,适此乱离;蹙蹙靡骋兮,言归故闾。纵观今古兮,俯仰兴悲;节义皎然兮,厥志罔欺;女子事人兮,德以为仪;一与之齐兮,终身以之。”74由节及义,号召“凡百君子兮,视此女师”,不吝为国捐躯。还有指斥现实者,如钱谦益:“假令袁子居今之世,乘时藉势,变奇成偶,黄金横带,靑丝络马,拜其母于堂下。其母不为狄梁公之姨,则为姚荣公之姊,引裾奋袂,唾而弃之,于养志乎何居?今袁子布衣蔬食,佣书问字,年齿未衰,俨然如遗民故老……”75渗透了关于“乘时藉势”与平民“养志”之间关系的辩证思考,属典型的“钱氏话语”。更有表达遗民情怀者,旗帜鲜明如归庄:“臣以忠,子以孝,妇以节,夫人知之。士大夫读书通古今,畏名义,宜其知所处矣!以观甲申、乙酉之际,何其戾也?……若君母子,初未尝知书,而能守节致孝如此……吾之所以重君之母子者,此也。”76轻描淡写如吴绮:“有节母之行,则贰心之臣可以惭;闻重其之风,则敦本之人知所重矣。”77何洯则从感叹忠臣烈妇湮没无闻的角度立意:“独念兵戈纷乱以来,忠臣烈妇沉水蹈火、剖胸断头,气节足与日月争光,而青燐白骨,至同死虺腐鼠朽没,事迹遗落简编,为载纪所不及,以抱恨千古者,曷可胜算!纵有载纪所及,亦未见有人如此之众,为诗与文如此之多,交相推高其节也。78各人身世际遇不同,感情之深浅、强弱亦有所差别,出发点则皆与针砭现实相关。只是此类话语不仅出自遗民之口,在所谓贰臣和新贵的笔下也能自然流出,这对于理解清初文人思想情感及心态的复杂性,其实是一个很难得的视角。

最多的当然是借助《霜哺篇》表达的有关伦理重建的思考。明末王炜说:“世道日淳,人心澌荡,不独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之际不可问,即父子天性不复有其情实焉。”79陆世廉也指出:“嗟夫,自教之衰也,臣背君,子抗父,妇弃夫,宁知彝秉伦常为何物。而太夫人顾克以九死一生之嫠妇,抚亡慰存,历四十年如一日,鬼神为之饮泣矣。”80由明入清,经历过天崩地坼、舆图换稿,随之而来的即是伦理观念的重塑,诸如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等伦际关系的内涵变异以及多向度的衍化,迫使许多文人慎思相关问题。“袁子志在娱亲”81首先激发的是以坚贞与孝顺为内核的伦理美,这正好应和了冀图政局稳定的普泛社会诉求。故推崇、赞叹、钦敬袁氏母子节孝行为的典范意义,乃众多题写之作反复吟诵之主题,所谓“苦贞与孺慕,信为人伦式”82是也。对于那些深得母恩而不能回报者是一个反思和激励,所以沈瞻日感慨:“羡君扬亲志,余独负亲慈。”83对于倾心于仕途而忽略孝道者是一个警示和启迪,故刘谦吉有如是总结:“不朽在纲常,圭组亦何必。”84这其中,融入了深深的祝福:“堂上堂下俱期颐,霜哺岁月长如许。吁嗟乎,节孝之人天所祐!”85也注入了殷殷的想象:“重其每获一字,辄跪进于堂前,或取数篇,为拜赓于尊畔。而节母怡然进酒,莞尔加餐,啜一菽以如饴,斥三牲而弗御。”86 因之何洯说:“世传此《霜哺篇》,为人妇者当闻而感,为人子者不尤当闻而与感哉!”87陆世廉则表示:“读《霜哺编》而不欷歔流涕,激发于患难死生之际者,非情也。”88以伦理之内在标志“情”来激发人们在世道不佳、人心涣散之际对于基本伦理规范的关切。也就是说,在歌咏、感叹袁氏母子之节孝的同时,人们赋予的是个人情志的抒写、现实情怀的感叹,并且融入了关于历史、人生的种种思考。

一个有意味的现象是,从最初的表彰母节发其端,随着时间的延续,表彰孝子的题旨日益凸显为《霜哺篇》系列的主旋律,尤其是《侍母弄孙图》、《负母看花图》以续作形式问世后。如吴伟业《题袁重其侍母弄孙图》:“吴中佳士,独有袁丝耳。营笔墨,供甘旨。但期慈母笑,敢告吾劳矣。愿只愿,年年进酒春风里。”89孙枝蔚《题袁重其午日负母看花图》:“此士读何书,孝经常在口。将肩代板舆,潘岳曾知否?”90以“侍母弄孙”、“负母看花”为切入点阐释“孝”,内容变得更丰富、具体、日常化,而由题目彰显出来的主角的悄然置换,也引导了题写主题的倾向性转移,这对于本已获得广泛认可的“孝子”之名,是一种更为有力的强化。袁骏在入清以后日益声名远扬,与借助于文人书画、题咏所促成的这种具有标志性人格表征的伦理效应关系密切。魏禧说:“今天下能文士,莫不有述袁节母《霜哺篇》者,自先代耆旧山泽之遗民,为诗文已千余篇,而骏字重其乃以孝特闻。”91钱谦益也曾指出:“袁子之所以旌其母者,亦袁子之所以自旌者也。”92表述的都是这一现实。

那么,袁骏以怎样的方式完成了这种“自旌”呢?窃以为,“名士牙行”的身份发挥了特殊的甚至根本性的作用。《霜哺篇》的征求开始于一种朴素的个人愿望,意志力则是其走向成功的关键所在。所谓意志力,作为心理学的一个概念,是指一个人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根据目的来支配、调节自己的行动,克服各种困难,从而实现目的的品质。如果没有这种坚忍不拔的品质,很难想象袁骏如何以渺小的一人之力完成了如此耗费心血与时日的庞大计划。历史遮蔽了蕴含于过程之中的挫折、自卑乃至精神与肉体上的艰辛。彼时,尽管征诗唱和之举乃时代风尚所在,但并非人人可为,尤其是一介寒士或无名布衣,以本不新奇的节孝题材四处干谒,反复征题,多半会招致白眼,饱吃闭门羹。因此,明代大名士陈继儒可能不止开启了这个过程,更重要的是启发了袁骏的思路,让他发现了名人的价值和作用。钱谦益曾深怀体恤地分析:“乌头双阙,旌在一时,不若彤管之词,区明风烈,可以垂穷尘而蔽天壤也。”93实际上是这一思路的另一种表述,对与之交往颇多的袁骏当影响深远。名人的“彤管之词”不仅具有收藏价值,还有官府旌表所不能取代的特殊功能和意义。因此,最初的征集一定是与交接名人的强烈诉求同时完成的。魏禧君泰征同配吴节母合葬志铭》提及的一些声名赫赫的文人如“管典籍席之、董尚书其昌、钱尚书谦益、陈尚书必谦、瞿留守式耜、吴学士伟业及诸缙绅魁宿士,不仅是早期的题写者,应该也是推毂者。这有名人之子瞿玄锡之题诗后记为证:“忆昔卯辰之岁,重其兄从先太保游,……先太保钦其孝行,为题《霜哺篇》,倡诸四方同志。今牙签玉轴,充栋盈箱,先太保数行墨渖堪与星汉争光,则重其兄与寒门交谊非泛然者。”94 “先太保”即是瞿式耜(玄锡为其长子),其题赠霜哺之作未见流传,但“倡诸四方同志”而促成《霜哺篇》“牙签玉轴,充栋盈箱”之功绩,却昭示了一个事实,即名人效应在征求过程中的巨大引导、启迪和推动作用。

袁骏回报名人的,则是发挥“名士牙行”之功能,为他们奔走联络,通报声气,精心设计,获取润笔和名声之双重利益。此际,不仅必要的知识、较好的文化修养极为重要言语利捷、行动迅速、头脑灵活、善解人意等也不能或缺,否则怎会博得名人之赏识、非名人之借重?为袁骏写过《吴门袁母吴氏旌节颂十章并序》、《霜哺篇墨迹卷序》、《识字行题吴门袁节母册子》等扛鼎之作的钱谦益在其他文字中透露了这样的信息。《徐季重诗稿叙》云:新秋病足,适袁子重其来自鹿城,得徐子季重诗。伏枕听之,忽然而睡,涣然而兴……95所谓“伏枕听之”,当是袁骏为其诵读徐季重诗作,试想,要有怎样的信任基础和机变之敏才能当此重任?另一篇《小山堂诗引》中,钱氏将施有一诗歌比作等待倾折的“烛夜之花”郑重推荐,并说重其当趣举斯言,以告于读有一之诗者96。能自觉地为一位文坛耆宿之呈才扬识担当使者,多么乖巧灵便,善解人意!只有名人的题咏才能打开局面,让接踵而来的一切顺理成章,袁骏深谙个中机理。

当代名人的不断推介和袁骏的持久努力,首先促成了《霜哺篇》由“非名”到“名”的身份置换。这种置换让载体本身具有了工具性和接受价值,袁骏“卧雪斋”居处“盈门塞屋”的书画题跋、四处出行时随身携带的墨卷画轴,都具有特意强化《霜哺篇》的交际属性和广告功能的意义;人们阅读霜哺题辞,不再仅仅为袁氏母子的节孝行为而感动,“穷日之力未能卒读”97的累累题词,更令他们震惊:“略批数十家,最爱先民什。云间两先生,写画皆精极。东林诸名公,议论相羽翼。辟如入五都,比屋炫文炽;辟如宗庙中,礼器森天楫。其后复社兴,各有董狐直。……蒙叟与梅村,年来亦绝笔……读罢望白云,为之长太息!”98在如数家珍的感喟中,融入了哲人其萎、物是人非的历史之思。可见,炫耀交游之广,表彰个人节操,又能为文人附庸风雅张目,使《霜哺篇》成了袁骏及一些士人叱咤名利场的超级利器;如是,“士大夫争为袁生赋霜哺以相夸重”99,能进入《霜哺篇》创作群体变成了一种荣誉、身份的象征,题写之作纷至沓来,以一种滚雪球效应积聚为鸿篇巨制。这也是为什么持续六十年之久,而“士大夫之称袁生者日益多,为袁生赋霜哺者亦日益盛”100的重要原因:“袁生”与“霜哺”、“赋”与“被赋”互为因果,又各得其所。

作为“名士牙行”,前提是交接广泛,人脉发达。孙默“四方名士至者,必徒歩访之”101,袁骏同样“常系马以延宾”(102)、“结交四海皆英流”(103)。这为《霜哺篇》的征集带来了便利。许多时候,征诗乞文活动是与“名士牙行”生涯同步进行的。在曹煜写于康熙十三年(1674)的尺牍中,有这样的内容:“承谕和‘种菜诗’。……早起偶步二绝,驰书求政。倘可入谱,即祈代书之,为恳。何时返郡?弟尚有舟资。鄙悃图之未得,临行幸一示知。(104)此际的“舟资”之赠必然包含了受邀和诗和“代书”的回报。康熙二十年1681又致书袁骏:“率吟小诗,为先生寿,苦不能书,先生使善书者代我,何如?芹仪勿鄙是荷!弟往郡,又多一番盘用。钱礎老纸价,请以其半,烦先生手致之。三五良宵,或再报命耳。不既。”(105)“为先生寿”所指为袁氏七十大寿 ,“芹仪”或为贺寿之礼,亦当有馈谢之意:托其代转印刷费用给无锡出版家钱肃润,并有辞费之嘱,岂能无“芹仪”为报?所谓“为先生寿”之诗作,则可印证袁骏“牙行”业务之于《霜哺篇》系列之纠结关系。

经过苦心经营,袁母之节远近闻名,当时沈祖孝《吴门八怀咏》已将袁骏孝母作为苏州值得咏叹的八事之一106,徐崧亦列“袁重其养母处”即所谓“卧雪斋”为苏州府之宅第名胜(107)。袁骏之孝已人人皆知:“凡士大夫过吴门者,无不知有袁孝子也108。借助于“孝子”身份和《霜哺篇》的征集,袁骏日益声名鹊起,逐渐跻身于名人行列。此际,征求已变成“名士牙行”行为的自觉构成,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自己也无法控制类似行为的惯性运动,乃至母亲过世后,依然生命不息,征求不止。据魏禧介绍,康熙十一年(1672)袁骏曾去常州面见其兄弟,“求所以传其母者,亡异平日。吾伯子为之叙,而禧方病未有以应也。再来吴门,则伯子文已装潢成轴,遂不辞而跋其后(109)。所谓“亡异平日”,实含讥讽之意,表明征求与弘扬母节之关系已相当疏离,不过一口实而已;“已装潢成轴”,则揭示其以尊重题写者之虚掩饰便于展示求利之实的用心,名利驱动所致之惯性,竟能产生如此利捷之效率!

对袁骏致力于《霜哺篇》世界的建构,时人多以善意表达了理解和钦佩:“身不满六尺,力不能挽弱弓,文不能应制举,独托命三寸管,取菽水奉母与弟,又能从士大夫乞文章诗歌,以志显扬。”(110)然当征求活动愈演愈烈,“吴氏”、“节母”日趋近于符号意义时,不少人渐生疑窦争议性意见也随之而起。黄瑚说:“言之移人,不以多也,袁子乌用是耶?”(111)姜宸英也发出质疑:“夫古者,一言为富,子乃若是侈乎?”于其行为颇多不解。袁骏为什么如此在意征求之富?仅仅是出于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旌表母亲之节吗?尽管他本人不断给予解释:“不然,吾母苦节,至今老矣,予惧其无闻,故所为博求夫当世之言者,使人触目而得之,则庶有传焉。此骏之志也。且使其言皆忠孝、皆节义,则虽其辞之不文,均足以为世劝,虽多奚患焉?”(112)仍不免疑惑迭出,让人产生“自旌”的印象,如:“孝子名何著,多传霜哺诗。”(113)又如:“夫旌数十年事也,何足以传母,有可传者,数人为诗数十章、为文数篇,已足传母于无穷矣,乃人如此之众,为诗与文如此之多,交相推高其节,则其传之无穷也,何疑焉!”(114)针对一些人所谓“事亲无孝名,孝之至也。重其陈乞诗文,至六千人有奇,不几于近名”的质疑,陈瑚曾为之申辩:“重其非为名者也,为扬亲之名因而成其孝子之名者也。凡为女子,皆为人妇,太君年未三十而即称未亡人,苦节五十载,可以劝天下之为人妇者矣。凡为人子,皆有父母,重其奔走四方,遇公卿士大夫,必求其一言,以永其母之名于不朽,可以劝天下之为人子者矣。虽曰近名,庸何伤!”并感叹:“王道缺,儒术衰,内行不修,风俗颓敝,其所由来者渐矣。当此之时,而有匹夫匹妇以节孝行于一家,岂非近世之吉祥善事哉?岂非仁人君子所亟欲称道而歌咏之者哉!”115认为袁骏之举无伤大雅,且有助于风教之振兴。事实上,无论就当时之舆论还是今天所估判的实际,这种过于长久广泛的征集行为都不仅仅来自“名”的诉求;还有与“名”息息相关之“利”的驱动,此乃名士牙行身份属性之必然,也是一个下层文士在寻找上位过程中必然依凭的特殊手段。对此,魏禧一段颇具讽意的话或能接近问题的核心:“贪者之言多于财,淫者之言多于色,心所好在是,则言无往而不在。” 116《霜哺篇》非属淫者之言,袁骏不是好色之徒,其热衷的“贪者之言”在乎“财”!如是,方有“念兹在兹”的意志力,以及今人能够感受到、看到的“怪罕”之作《霜哺篇》系列。故金俊明评魏禧此文曰:“文最遒婉,中数语尤刺骨!”

 

 

 

康熙中期,宜兴瞿源洙在为乡前辈任源祥诗文集作序时指出:“古未有穷而在下者操文柄也……独至昭代,而文章之命主之布衣。”117“穷而在下者操文柄”、“文章之命主之布衣”,其实是清初文坛的崭新动向,又是一个有待深入探研的文学生态课题。邓汉仪历时近二十年编纂《诗观》初、二、三集共四十一卷,选评1817人(《全唐诗》作者1895人)的近15000首诗;张潮编选《虞初新志》和《昭代丛书》,并以友人往来书信《尺牍偶存》、《友声集》宣示天下;王晫编写《今世说》,不惮其烦地记述友朋及自己的清言雅行,并与张潮合编《檀几丛书》,均以专收时人之作为尚,借以联络天下,广告四方,呼朋引类,把握选政,深刻影响了一代文学风尚与文化生态。《霜哺篇》所揭示的,则是一位穷窘的布衣之士如何借助一个绝佳题目跻身当代名流、并操持文柄的生动历程。袁骏秉有的独特文化身份,以及他在当时文学交往、编选、传播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为探析清初时期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文学生态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个案;从中不仅能够了解到大量出自名人之手的诗文序跋产生的过程,也足以感受到活跃于这些地区的为种种文学乃至文化活动牵线搭桥的近似专职的“名士牙行”的存在。他们顺应了因经济发达而导致的“附庸风雅”的文化需求,在文坛领袖、文化名人或准名人与“愿意购买而且有能力购买”其文化产品的“平民百姓、缙绅富豪以及地方官吏”118之间穿梭奔忙、穿针引线,促成了很多实用性文体(诗文序跋、贺寿诗文、碑传墓志)创作的热闹或繁荣。换句话说,在类似钱谦益、吴伟业、王士禛、周亮工等清初文坛领袖一呼百应的表象之后,尚活跃着一批如工蚁或工蜂般劳碌奔忙的袁重其、孙无言等,彼此互为表里,各司其职,共同架构起了一代文学兴盛之巨厦。袁骏及其《霜哺篇》之于清初文学生态研究的意义,或许主要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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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曹煜:《与张司训如三》,《绣虎轩尺牍》一集卷二;《与常熟学训张邃子》,同书卷三,康熙刻本。

2409799(100)110胡介:《霜哺篇序》,《旅堂诗文集》,康熙刻本。

365759293钱谦益:《霜晡篇墨迹卷序》,《牧斋有学集》第7547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4杜桂萍:《袁重其和<霜哺篇>略考》,《文献》2008年第3期。

528294176归庄:《袁重其字序》,《归庄集》第2192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6何洯:《袁孝子歌》,《晴江阁集》卷三,康熙刻增修本。

7212338111)黄瑚:《霜哺篇序》,陆心源辑《穰梨馆过眼录》卷三十七,光绪刻本。

8魏禧:《袁君泰徵同配吴节母合葬志铭》,《魏叔子文集》第890页,中华书局2003年版。

945陈仁锡:《赠袁重其》,陈田辑《明诗纪事》第3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101337衲米:《霜哺篇总目序》,《穰梨馆过眼录》卷三十三。

1124王晫:《今世说》,《笔记小说大观》第17册,第250页,广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版。

1218金俊明:《霜哺卷第二十七》序,《穰梨馆过眼录》卷三十三。

14115)陈瑚:《霜哺篇序》,《确庵文稿》卷十二,康熙毛氏汲古阁刻本。

15陆韬:《霜哺篇》题诗,《穰梨馆过眼录》卷三十七。

16张鸿磐:《霜哺篇》题诗,《穰梨馆过眼录》卷三十七。

17吴炎:《霜哺篇》题诗,《穰梨馆过眼录》卷三十七。

19魏宪:《赠袁重其太母八十》,《枕江堂集》卷二,康熙十二年刻本。

207786102)吴绮:《袁重其母太君霜哺篇序》,《林蕙堂全集》卷三,《四库全书》本。

223671828498刘谦吉:《吴门题袁重其霜哺篇》,《讱庵诗钞》卷一,康熙刻本。

25黄永:《霜哺篇》题跋,《穰梨馆过眼录》卷三十三。

26吴克孝:《霜哺篇》题诗,《穰梨馆过眼录》卷三十三。

27宋曹:《袁节母传》,见现存《霜哺篇》所收手迹书影。

308088陆世廉:《霜哺编序》,《穰梨馆过眼录》卷三十三。

3134397887114何洯:《霜哺篇目录序》,《晴江阁集》卷十八,康熙刻增修本。

32钱谦益:《牧斋初学集》第35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33施闰章:《施愚山集》第三册,第510页,黄山书社1993年版。

35金堡:《书袁重其轶事后》,《遍行堂续集》文卷四, 乾隆五年刻本.

42赵开雍:《霜哺篇》题诗,《穰梨馆过眼录》卷三十三。

43陈瑚:《重阳后一日含绿堂吟社初集袁重其索赋》,《确庵文稿》卷三,康熙刻本。

4467钱谦益:《吴门袁母吴氏旌节颂十章并序》,《牧斋有学集》第98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4673曾王孙:《题袁重其霜哺篇》,《清凤堂文集》卷一,康熙四十五年刻本。

47诗见陈维送孙无言由吴阊之海盐访彭十骏孙(时无言刻程村、骏孙、阮亭三家词,特过海盐索骏孙小令)》,此句为“韦庄牛峤好词句”。

4850101王士禛:《居易录》,《王士禛全集》第3488页,齐鲁书社2007年版。

49陆游:《老学庵笔记》第7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51李符:《酹江月·送孙无言归黄山,用曹学士韵》,《全清词》第13册,第7513页,中华书局2003年版。52孙枝蔚:《春日怀友》之十四“家无言默”,《溉堂集》前集卷九,康熙刻本。

53两文分别见《愚庵小集》和《有学集》。其时,钱云“甲午”即顺治十一年,朱云“丁酉”即顺治十四年,详情待考。

54魏耕:《送袁骏还长洲》,《雪翁诗集》卷七,民国二十三年刻本。

5559曹煜:《复钱礎日》,《绣虎轩尺牍》二集卷二,康熙刻本。

56尤侗:《看云草堂集》卷七,《西堂诗集》,康熙刻本。

57邓汉仪:《十五家词序》,《四库全书》本。

58归庄:《归庄集》第1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60 (103)王士:《吴门袁重其过访诗以赠之》,《王士禛全集》第429页,齐鲁书社2007年版。

61孙枝蔚:《春日怀友》之十四“家无言默”诗王士评语,《溉堂集》前集卷九,康熙刻本。

6291(109)(116)魏禧:《霜哺篇跋》及引言,《魏叔子文集》第638639页,中华书局2003年版。

63金天翮:《孙默传》,《广清碑传集》第68页,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4宋琬:《送孙无言归黄山歌》,《宋琬全集》第359页,齐鲁书社2003年版。

6685张英:《霜哺歌为袁重其赋》,《文端集》卷六,《四库全书》本。

68周亮工:《读画录》卷四“吴子远”,《周亮功全集》第五册,第163164页,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

69吴伟业:《赠袁重其》,《吴梅村全集》第11895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70朱用纯:《赠袁重其》,《国朝昆山诗存》卷二,道光二十八年刻本。

72彭孙遹:《袁太夫人八十寿序》,《松桂堂全集》卷三十七,《四库全书》本。

74黄淳耀:《题袁节母吴孺人霜哺篇》,陶庵全集》卷八,《四库全书》本。

7981王炜:《跋袁重其负母看花图》,《鸿逸堂稿》卷四,清初刻本。

83沈瞻日:《霜哺篇》题诗,《穰梨馆过眼录》卷三十七。

89吴伟业:《吴梅村全集》第5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94瞿玄锡:《题霜哺篇书呈重其词兄教正》诗跋,《穰梨馆过眼录》卷三十三。

9596(钱谦益:《牧斋有学集》第7968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104)(105)曹煜:《与袁重其》,《绣虎轩尺牍》一集卷二、二集卷二,康熙刻本。

106)沈祖孝:《吴门八怀咏》之八《袁重其将母》,王尔纲《名家诗永初集》卷三,康熙二十七年刻本。

(107)徐崧、张大纯:《百城烟水》卷三,康熙二十九年刻本。

108)同治《苏州府志》卷八十八,光绪九年刻本。

112)姜宸英:《霜哺篇序》,《真意堂佚稿》卷一,光绪十五年刻《先生全集》本。

113)赵士冕:《咏袁母太夫人苦节诗》,《穰梨馆过眼录》卷三十七。

117)任源祥:《鹤鸣堂诗文集》卷首,光绪十五年刻本。

118)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第34页,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戏曲与宋金文化研究中心]

 

 

DU Guiping

From A Copiest with Earning to Support Mother to An Middleman among Famous Scholars –Yuan Jun’s “Chaste Fostering Chapter”and literature dynamics in early Qing Dynasty

注:本文发表于《文学评论》2010年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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